工具与目的协商民主的价值二元性及其耦合

“协商民主”一词是地地道道的 “舶来品”，上个世纪80年代在西方政治学界产生，后于2002年由哈贝马斯传入中国。产生以来， “协商民主”日益成为国内外政治学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性问题。自从在中国落地后，大量的研究著作、论文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学者们对其内涵、效用以及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性意义都做了大量的考察、评述。协商民主理论的产生是对西方盛行的自由主义民主缺陷的回应与纠偏，也是西方学者用古希腊尘封的民主元素对现代民主的充实。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由哈贝马斯、罗尔斯等人的哲学辩护和论证性反思， “协商民主”逐渐受到人们的推崇，成为与自由主义理论相较量的理论新宠。本文将以协商民主的产生、发展和传播为讨论背景，揭示中西方语境下 “协商民主”涵义的迥异，并进而探讨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于 “协商民主”的 “工具性价值”与 “目的性价值”的二元论 “道术分野”，最后将以十九大所提出的 “新时代”为视角探究当前中国发展协商民主 “工具”与 “目的”的耦合。

一、“协商民主”：中西方语境下的迥异

20世纪80年代，美国克莱蒙特大学约瑟夫·毕塞特教授在 《协商民主：共和政体的多数原则》中首次提出 “协商民主 （deliberative democracy）”这一概念。他认为，传统的 “票决民主”并不能真正保证政治秩序的合理性，沉迷于以纯粹选举为目的的 “精英统治”会导致 “多数人的暴政”，这样反而将大众排斥在民主秩序之外，从而损害了理应推崇的 “多数原则”，也会使民主体制的价值权威黯淡无光。“合理的公共政策需要的不仅仅是对个人野心的追求，它还需要能够就 ‘共同体长久和总体利益’形成集体协商、具有广博知识和丰富经验的领导者”，而要做到集体协商就必须保证公民赋予对共同体的责任意识和对统治权力的制约能力。在美国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制度，这种制度使得少数人权利免受暴虐多数的侵犯［1］35-50。在毕塞特之后，罗尔斯、哈贝马斯、科恩等学者也对推动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中，哈贝马斯对于协商民主的研究和论述在学术界名噪一时，他在论及 “协商政治（deliberative politick）”时谈到，在面对政治问题时，应该用相互讨论的方式以达成一致意见，而不必诉诸于武力， “法律的合法性必须从形成意见和意志的话语实践中产生出来”［2］。哈贝马斯将法律合法性归结于多数人的协商讨论，人们在政治问题上必须遵守程序民主，经过程序化、制度化的商讨，以形成对于问题的共识。除此之外，伯纳德·曼宁确定了政治协商与政治合法性二者的联系。他认为，协商过程能使合理结果的实现更加可能，只有全体一致同意的目标才是合法的［1］111-141。乔舒亚·科恩将 “协商民主”定义为 “一种事务受其成员的公共协商支配的社团 （association）”［1］142-161。

“协商民主”这一概念于21世纪初传入中国，在哈贝马斯在华作 《协商民主的三种规范》的演讲之后， “协商民主”正式进入国内学术界视野。自此以后，国内掀起一阵 “协商民主热”，各种相关研究接连粉墨登场。俞可平最先就代议民主的缺陷作出回应，他将 “对话与讨论”视为 “政治民主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并认为这种要素具有不可替代性。也就是说，“协商民主是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是当代民主的核心所在”［3］。林尚立后在 《协商民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思考》中指出，“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条件、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基本政治理念，共同决定了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程序选择必须以协商为价值偏好”［4］。之后，学术界就对 “协商民主”的各个范畴进行了深入研究，但这些研究大都忽视了 “协商民主”由 “西方观点”向 “中国语境”的本土价值性与功能性转换。众所周知，“协商民主”是西方政治学界为了规避 “竞争民主”在实践中所显现出来的各种弊病而提出的一种新型民主实践模式，此概念的源头来自西方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但是 “协商民主”被引入中国后，受到各方人士的青睐，他们从各种角度在中国本土中寻找践行 “协商民主”的合理性，并提出和论证了所谓的 “协商民主优先论”。他们将 “协商民主”视为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一种水到渠成，以“中国非竞争性集权体制、多元化的利益关系、传统文化”为因，极力回避 “协商民主是为避选举民主之弊”的事实，跳过选举民主使中国直接走上协商民主之路［5］。这样的观点扭曲了 “协商民主”的本质，也忽视了 “协商民主”这一概念在中西方语境下的差别。而这一差别的具体表现为：

文章来源：《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 网址: http://www.syzxyjhlc.cn/qikandaodu/2021/0509/8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