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中医药立法

中医药的存废之争，已然成为一个关乎文化、思想的论争，立法保护迫在眉睫。早在1983年的全国人代会上，就有人大代表首次提出中医药立法一事，近30年时间，中医药法为何千呼万唤“不出来”?

中医是我国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国粹。

中医百年存废之争

中医是我国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国粹，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扁鹊，到三国两晋时期的华佗，人称药王的孙思邈和用毕生精力编撰《本草纲目》的李时珍，中医理论的精髓就在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中一代代地传承下来。

然而，进入20世纪，随着西医大规模进入中国，国人对西医的态度由怀疑转为信服，中医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回首过去的100多年，要求废止中医的声音不绝于耳，中医一次又一次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始作俑者是清末国学大师俞樾。1879年，俞樾发表《废医论》，之后又发表《医药说》，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力废”的观点，这成为中国近代“废医存药”思想的滥觞。

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没有把“中医药”列为教育学科，而是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大学该不该开设中医课，成了那个阶段中医存废之争的基本内容。

1929年，中国教育界决定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当中。此事报请教育部批准时，以余云岫为代表的西医界坚决抵制。教育部以此为借口，断然拒绝了中医进入大学学系的要求。此事，中西医矛盾冲突进一步加深，从而引发了20世纪最大的一次中医存废之争。

20世纪50年代，余云岫提出了名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的草案。草案将“废止”变成“改造”，提出将西医改造成中医。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应随着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

半个世纪过后，2006年，中南大学的张功耀教授发表《告别中医中药》一文，引发了一场中医存废之争的大论战。其后，张功耀又在网上征集签名，提出鉴于中医的“不科学性”，呼吁中医退出国家医疗体制。此事件得到了中科院院士何祚庥、知名打假人士方舟子的响应，中医的存废问题在新世纪再次引起讨论。

“现在，我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张功耀说。

“中医的存废之争，已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成了一个关乎文化、思想的论争。”陕西省中西药研究院、老年病研究所所长米烈汉如此看待激荡百年的中医药存废之争。

在他看来，每一次废除中医的声音虽然最后都没有达到目的，但却对中医的发展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现在有必要专门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对其发展予以规范和保护。

标准之争

据中国卫生法学会秘书长吴崇其回忆，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医药遭到严重破坏，为了中医药的生存，医药界不少人认为有必要对中医进行立法保护，还有人提出“中医在野，西医在朝”的问题没有解决，实际是中医药的地位问题。1983年，中医学家董建华等全国人大代表在当年的人代会上首次提出中医药立法一事。

“当时，与西医相比，中医在待遇上、等级上、地位上不平等的问题比较突出，已经影响到了中医的生存。某省一年卫生经费1.3亿多元，用于中医事业的只有340万元，占总数的2.58%。”吴崇其说。

1985年，中医药界开始考虑中医药立法问题。彼时，这项工作由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胡熙明主持，吴崇其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成员，全程参与了立法工作。

此后，中医药立法问题几乎每年都是全国“两会”的热点议题，有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一直努力尝试推动立法的进程。虽然业界一直在呼吁，但是30年过去了，中医药法始终没有出台。

据吴崇其回忆，当时前后总共写了六稿，但都没有成功，“主要有两个因素：第一，中医没有诊断标准；第二，中医没有死亡标准，最后使中医立法付诸东流”。

2012年初夏，甘肃省卫生厅厅长“打通任督二脉”的事件引爆舆论，中医药真伪的命题再次呈现在公众视野当中。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常存库分析，中医理论多为自然哲理，难以找出事实依据，阴阳离绝、气滞血瘀等理论无法鉴定死伤原因，而没有标准就不能裁定中医医疗纠纷，中医药立法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内容，也就无从保护中医药合法权益，因此中医参与医药事故鉴定往往难以给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意见。

据悉，目前已有54个国家制定了传统医学相关法案，92个国家颁布了草药相关法案，对传统医药单独立法管理。我国对中医药的法律保护力度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已经很滞后了。

文章来源：《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 网址: http://www.syzxyjhlc.cn/qikandaodu/2020/0910/42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