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中西优良医德传统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意

今天的医患关系问题已成为当前社会的热点和焦点问题，我国的医疗情况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日益深化的医改必将给卫生事业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医学界有句名言：“医疗有时是治愈，经常是帮助，却总是抚慰”，如何使当今医学日益科学化而失人性化的现况得到改变，实事求是地做好中西方优良医德传统传承工作，真正促进医学目的的实现，是当代医学从业者医德教育建设所面对的迫切任务。 1 我国的医疗特色及医患关系现状 医患面对共同的敌人——疾病，追求共同的目标——健康，医患关系本应和谐，然而，近年来却可以说是冲突不断、纠纷频发，且矛盾不断升级，极端化事件时有发生。究其原因，客观地说是在社会、经济、体制、机制、医生、患者、媒体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但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那就是目前还没有构建出良好的医德体系和医学人文环境，或者说是社会和患者对整个医学医德体系的不信任。而我国医疗特色鲜明，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即坚持中西医并重的基本方针，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作为医疗卫生工作的三支力量并存。根据这样的实际，从加强医德建设的要求，重温中西传统医德，求同存异，提炼出中西优良医德传统，积极思考怎样进行医德教育，对于重构医患信任体系，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 中西医德传统异同分析 我国医学的伦理思想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历来对医生不仅有医术方面的要求，更有思想品德、医疗作风和职业态度等医德方面的要求。早在《周礼·天官冢宰第一》中就已有文字记载：“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为下”。那么何以会“次”呢?《素问·徵四失论》析曰：“......精神不专，志意不理，外内相失，故时疑殆”。而“仁爱”作为儒家思想核心则是贯穿于我国传统医德思想始终的一条主线，首先强调“人命至重”，坚信“医乃仁术”。《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千金要方》提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东汉医圣张仲景在其论著《伤寒杂病论·自序》中强调所谓医家应具“大慈恻隐之心”与“好生之德”，面对患者必“普同一等”且“一心赴救”。同时，古代医家作为知识分子本身为实现对儒家“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实践，希望能以医道作为济世途径，激励其为医德的修养、医术的精进和医道的传承积极进取。唐代名医“药王”孙思邈更是最早在其著《千金要方》中“大医精诚”、“大医习业”两篇中全面地论述了医德准则，强调医者从事的是“至精至微之事”，精诚合一，密不可分，提出精研医术本身就是医德高尚的一种表现，这种德术并重的医德观影响深远。后世历代许多医家如：宋代《医说》张杲、明代提出“医家十要”的龚廷贤、陈实功的“五戒十要”，清代《医门法律》作者喻昌等也都在其医学经典篇章中对医家医德提出了明确要求和专门论述。而作为我国第一部医学伦理专著的《医业伦理学》将“仁义”总结为基本要求：“医业伦理一言以蔽之，曰仁义而已矣。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故医家当具爱仁好义之精神，始可与言伦理”[1]。 西方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法规和医学典籍中对医者医德提出了不少具体要求，如公元五世纪古罗马制定的《法典》中就有劝告从医者树立良好医德的内容，而盖伦更是认为“作为医生，不可能一方面赚钱，一方面从事伟大的艺术——医学”。《希波克拉底全集》中系统论述了医学伦理学，其中篇章《誓言》在1948年的世界医协大会上被修改并通过决议，作为国际医务道德规范，这就是著名的《日内瓦宣言》。宣言要求医生必须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对待病人应全力以赴，公正平等，绝不伤害病人。强调“神圣的事业只能传授给神圣的人，对那些踏入这个科学而亵渎这个职业的人，传授医学这门知识是不道德的”。同时指出“医术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的”，要求“医生应当具有利他主义，热心、谦虚......”且“医生的行为应当诚实、为人应当温和容忍。医生的动作不得冲动，也不可轻率，需保持镇静，态度要和蔼，永远不应当发脾气，也不应当太放荡”[2]。 3 中西医德传统的异同点及分析 中西传统医德观都要求医者应具备崇高信念，必须拥有对待患者一视同仁，认真负责的职业精神和态度。在我国，受到孔孟思想深入人心的影响，医术古称仁术，历代医家均提出对病者应具有“仁爱”之心，要求医者在诊疗过程中要“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一心赴救”，排除各种杂念，“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从医之训都强调“庸医误命”，要求医家在诊疗疾病时务必谨慎，甚至应以“用药如用刑”、“用药如用兵”作为要求。西方的传统医德也把医学当作“神圣的事业”，认为医生掌握的是“最高尚的技术”，所以应当是“仁慈”的、权威的、以谋得病人之最大福利为己任的。希氏誓言中也提出医生“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都应该尽自己所能“为病人谋幸福”，同时，也应“严肃、冷静的判断”，“医生的动作不得冲动，也不可轻率，需保持镇静”。 当然，医德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之上，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3]。中西方虽然在传统医德的总体要求上具备高度的一致性，但由于各自历史文化发展背景的不同，在医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中西方在人文及科学传统方面的差异性贯穿始终，其传统医德观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性：首先，在对德术关系的认识方面，我国传统医德是强调医德与医术的统一，认为两者密不可分，良好的医德就应该体现在精研之后掌握的高超医术中，即“德术合一”。而西方传统医德则是认为“德术分离”，即：医学的科学价值与道德价值是彼此独立的，医生的道德水平与医生的技术水平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对两者的评价也相对分离[4]。 在医生医德教育和培养上，我国传统医德观受儒家思想影响，“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君子慎其独也”，对官员和医者都是一样强调修身、慎独与内省，主张经过向内反省自身，提高自身的涵养与品质，认为医德修养与是否具备能力以及能力高低没有关系，仅仅在于自身愿意与否、努力与否[5]，要求医家进行自律、自控以提高道德水平。而西方在传统上，则强调通过他律的形式对医生的医疗活动在道德方面作出要求与规范。纵观中西方的医德发展史，我国文字记载的是从西周(公元前1100年左右)时期开始出现医疗方面的考核制度，当时还仅以考核医疗效果为主。到宋代(公元1268年左右)才开始出现由政府颁布的将医疗活动中出现的责任事故与技术事故加以区别对待的卫生法规。而在西方，古巴比伦时期(公元前1772年左右)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对医生在医疗过失中应担负的刑事和民事责任作出具体规定，古罗马时期(公元前3世纪左右)的《十二铜表法》，就已明确要求政府管理者应对医生医疗行为进行监督管理，此后的西方，一直不断细化发展和完善管理医疗行业的相关法令。 4 结语 从古至今，无论中西方，大家对于医学学科的目的与意义，认识都是一致的，都认为医学是与人类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因此，中西方传统都对从医者应具备的医德医风提出了很高要求。在我国传统中，医德观主要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大，主张“医乃仁术”，德术合一，注重自律，要求医者不断培养更强的自觉意识。而西方传统医德观则更强调医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知识性与技能性，认为德术可以分离，注重通过外在要求等方面对医生的医德进行规范与强化。正如前文所述，中西方的传统医德观所具备的特征都十分鲜明，对中西方医学的发展都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局限性。 从现实中，我们认识到作为医疗工作主要从业者的医德高低又势必直接影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水平与质量，影响医患关系的构建，也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保障。当然，无论是在我国还是西方发达国家，都正在面对如何做好医德医风建设这个课题，任重而道远。而随着世界范围内医学的不断发展，中西方的医德观已经也必然更进一步地呈现出融合的趋势。如何适应未来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医德取向的趋势？如何面对并有效缓和现阶段我国医患关系的主要矛盾？探索实践如何通过继承和发扬中西优良的医德传统来提升医德教育的有效性？如何在提升医者内省自觉性的同时，不断加强外在的规范与导向，增强广大医疗工作者的职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其真正牢固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这些方面都是值得我们不断上下求索的。例如在医学生的培养方面，是否可以考虑结合当今社会的需求，依托中西方的传统道德观，加大中西方传统人文素质教育的力度，同时注意发挥校园环境和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灵活采用榜样说服的教育方式，积极鼓励医学生参加各类社会实践和临床实践活动，把社会实践与医德教育相结合，让医学生获得直观的和真切的医德体验[6]，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关爱生命，切实加强道德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行动参与意识的体验与养成，提升医学生的道德品质与修养，为社会输送高素质的医疗人才，推动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文章来源：《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 网址: http://www.syzxyjhlc.cn/qikandaodu/2020/0813/397.html